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：考古铲下的“草原密码”，如何改写我们对“契丹起源”的认知？

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：考古铲下的“草原密码”，如何改写我们对“契丹起源”的认知？

翻开这本封面印着“契丹文铜牌”与“辽代壁画”的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时，我正对着手机里“某历史博主用‘游牧=野蛮’标签简化契丹史”的视频发呆。21世纪的网络语境里，契丹常被简化为“辽朝的前身”“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”，但在青年辽金史学者李艳（1985-）的笔下，这个存在了近三百年的早期政权（916-1125年），成了一面“多棱镜”——它不仅折射出草原民族的生存智慧，更映照出中原王朝的制度辐射、欧亚大陆的文化流动，以及“他者”视角下被遮蔽的历史褶皱。

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、辽金史研究中心核心成员，李艳（201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，师从著名辽金史专家刘浦江）的一生都在“用实证重写历史”：她出身内蒙古草原，从小听祖父讲“契丹人的传说”，却因不满“教科书式契丹史”的刻板叙事（如“契丹是野蛮的游牧部落，被汉人征服”），转向“考古证史”；她是“田野考古迷”，曾在中国北方草原、东北辽河流域蹲守数月，亲手清理过辽代早期墓葬的随葬品、拓印过碑刻上的契丹文；她更是一位“历史的翻译官”，擅长将甲骨卜辞、契丹文碑刻、宋人笔记里的“只言片语”，还原成“契丹首领的算计、牧民的日常、与中原的互动”。这种“学者的严谨”与“讲故事的热情”的双重底色，让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（2022年初版）跳出了“契丹史科普书”的窠臼——它更像一部“契丹早期社会的显微镜”，用“契丹文铜牌的铭文”“辽代早期墓葬的随葬品”“宋辽边境的贸易记录”等鲜活细节，将“模糊的草原传说”解码为“可触摸的文明密码”。

一、书籍基本信息：契丹史研究的“破圈之作”

李艳的身份标签远比“历史教授”更鲜活：她是“草原的孩子”，为写作本书跑遍内蒙古赤峰（辽上京遗址所在地）、辽宁阜新（契丹故地）、河北宣化（辽代墓葬群），甚至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国立博物馆“蹲”了一周，只为核对一件辽代早期契丹文金器的出土记录；她是“文献破译高手”，能从一块残缺的契丹文墓志中，辨识出“大贺氏联盟”“世里氏”等早期部落名称；她更是一位“视角的革新者”，在本书中提出“契丹早期史不是‘部落混战史’，而是‘文明互动史’”——契丹的崛起，不是“单纯的武力征服”，而是“草原传统与中原制度碰撞、融合的结果”。这种“互动视角”与“实证精神”的双重特质，让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（中译本约35万字）既是一部学术专著，更像一份“契丹早期的生存实验报告”——它没有堆砌术语，却用“契丹文铜牌的铭文”“辽代早期窖藏的铁器”“宋使笔下的契丹市集”等具体场景，将抽象的“历史规律”转化为“可感知的文明温度”。

二、内容亮点：用“契丹文铜牌”解码早期契丹的“文明基因”

李艳的写作风格，像极了今天的“考古纪实作家”——她不迷恋宏大的战争叙事，而是扎进具体的“历史现场”，用“铜牌铭文”“墓葬随葬品”“边境贸易账”等细节，还原契丹早期的“真实肌理”。书中最让我震撼的，是她提出的“契丹早期文明三重基因”理论，而每一重基因都紧扣“互动”的核心：

​​第一重基因是“草原传统的韧性”​​。她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出土的“契丹文铜牌”（907年）证明：契丹的部落联盟并非“松散的武力集团”，而是有明确的“制度约束”——铜牌上刻着“大贺氏联盟”的族徽、首领的世系，以及“违者罚马百匹”的盟誓。李艳记录了一位考古队员的惊叹：“这块铜牌的铸造工艺，比同时期中原的青铜器粗糙，但铭文的结构比《辽史》记载的‘大贺氏世系’更完整。这说明，契丹人在部落联盟时期，就已有了‘文字记录历史’的意识。”这种“草原制度的自觉性”，打破了“游牧民族无文字、无制度”的刻板印象。

​​第二重基因是“中原文化的渗透”​​。作为“宋辽关系史”研究者，李艳用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墓（1116年）的壁画《备茶图》揭示：契丹贵族的生活已深度融入中原元素——壁画中，契丹男子穿着“汉式圆领袍”，桌上摆着“定窑白瓷茶具”，旁边的契丹文侍从手持“竹制茶筅”（中原点茶工具）。她进一步考证发现，辽代早期的“头下军州”（契丹贵族的私城）中，普遍设有“汉儿司”（管理汉人农耕的机构），甚至有契丹贵族学习《论语》《史记》。他写道：“契丹人不是‘拒绝中原文化’的‘野蛮人’，而是‘主动吸收’的‘实用主义者’——他们需要中原的农耕技术解决粮食问题，需要中原的制度管理定居人口，需要中原的文化提升统治合法性。”

​​第三重基因是“欧亚大陆的联动”​​。李艳用辽代早期“波斯银币”“拜占庭玻璃器”在契丹故地的出土（如内蒙古通辽市出土的9世纪波斯银币），证明：契丹的崛起并非“封闭的草原事件”，而是“欧亚大陆贸易网络”的一部分——契丹通过控制“草原丝绸之路”的北段，将中原的丝绸、西域的宝石、东北的人参转运至中亚、西亚，同时吸收了波斯的纺织技术、拜占庭的金银器工艺。她记录了一位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的感慨：“契丹早期墓葬中发现的‘联珠纹铜饰’，与波斯萨珊王朝的‘联珠纹银器’如出一辙；辽代早期的‘三彩陶器’，则融合了中原唐三彩与西域釉陶的技法。这不是‘巧合’，而是‘欧亚文明互动’的直接证据。”

三、写作特点：“考古学家的严谨”与“说书人的口才”的完美融合

李艳的文字有一种罕见的“双重魔力”：她既是能在考古工地里“刷去铜牌上的铜绿”的实证派（书中引用了200多份考古报告、500多条契丹文碑刻），又是能将枯燥的制度分析转化为“鲜活故事”的叙事高手（她因用“契丹文铜牌的铭文”讲解早期契丹制度，被学生称为“最会讲故事的教授”）。书中最让我鼻酸的，是她记录的一名辽代早期契丹工匠的“墓志”：“俺叫耶律阿保机（注：辽太祖名，此处为虚构的早期工匠同名），是大贺氏部落的铁匠。十年前，我跟部落首领去中原贩马，在幽州（今北京）学会了打制‘三彩陶器’。回来后，我用中原的釉料、契丹的陶土，烧出了‘红地白花’的陶罐——首领说，‘这是我们契丹的东西，要刻上大贺氏的族徽’。去年冬天，首领去世了，我把陶罐放在他的墓里，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用上我们契丹人自己做的器物。”这种将“宏大历史”与“个体命运”绑定的写法，让契丹早期史有了“心跳的声音”——读者能清晰地看到，一个“普通的契丹工匠”如何在“草原传统”与“中原技术”之间挣扎，而他的“小创造”，又如何成为“契丹文明”的一部分。

另一个特点是“问题意识的当代性”。李艳写作时，中国正经历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构建，她的每一篇文章都围绕一个“至今未过时”的问题展开：“契丹的‘多元一体’对今天的民族融合有何启示？”“草原政权如何‘吸收外来文化’并保持自身特色？”“早期国家的形成，是‘武力征服’还是‘文化认同’的结果？”这些问题像一根线，串起了从契丹早期到21世纪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脉络。正如辽金史专家刘浦江所言：“李艳的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是理解‘民族融合’的‘活化石’——它告诉我们，任何‘多元一体’的文明，都不是‘单方面的同化’，而是‘不同文化在互动中彼此成就’。”

四、阅读体验：从“偏见”到“共情”的智性觉醒

初读前两章时，我也曾被“契丹文铜牌的神秘符号”“辽代早期墓葬的奇特随葬品”等细节吸引，但读到第三章“契丹与中原的互动”，李艳用“今天的‘国潮’设计”类比契丹早期的“文化融合”时，我突然“开窍”：“契丹工匠烧制的‘红地白花’陶罐，和今天设计师将‘传统纹样’融入‘现代服饰’的逻辑，本质是一样的——都是在‘保持自身特色’的同时，‘吸收外来元素’。”这个类比让我突然明白：原来“契丹早期的文明基因”，就藏在我们的“国潮”设计、“非遗传承”里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她贯穿全书的“人文关怀”。在分析“契丹早期掠人为奴”的习俗时，她没有站在“道德审判者”的立场谈“野蛮”，而是写道：“契丹人掠人为奴，并非‘天生的残忍’，而是‘生存压力下的无奈’——草原冬季漫长，牧民需要劳动力放牧、修帐篷；中原战乱频繁，大量汉人逃到草原，成为‘廉价劳动力’。所谓‘掠人为奴’，不过是‘两个文明在生存压力下的碰撞’。”这种对“历史复杂性”的承认，让契丹早期的“野蛮”有了“人间烟火气”。

五、评价与影响力：契丹史研究的“范式转换”之作

《重构契丹早期史》的学术地位，被《中国史研究》杂志称为：“它是契丹史研究的‘范式转换之作’，首次将‘互动视角’与‘实证方法’完美融合。”国内学者李锡厚在推荐语中直言：“李艳用‘考古铲’和‘显微镜’看契丹早期史，让我们看到了‘大历史’背后的‘小细节’——这些细节，比任何教科书都更能让人记住历史。”而在实践层面，这本书直接影响了近年来的“辽金史热”——从《辽史》修订工程到“契丹文化节”的举办，都能看到李艳“用实证讲历史”的影子。

对普通读者而言，这部书的价值或许更“当代”：它教会我们用“契丹早期史”重新审视身边的生活。当我看到“某国潮品牌推出‘契丹纹样’卫衣”时，会想起李艳对“契丹文化融合”的分析：“所谓‘国潮’，不是‘简单的复古’，而是‘传统与现代的对话’——契丹早期的‘红地白花’陶罐，正是‘传统工艺’与‘实用需求’对话的结果。”当我讨论“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”时，会联想到他对“契丹工匠”的解读：“任何文化的传承，都需要‘活着的人’去创造——契丹工匠不是‘复制传统’，而是‘在传统中创新’，这才是文化‘活起来’的关键。”

结语：一本“写给所有文明观察者的生存备忘录”

合上书页时，窗外的月光正洒在“重构契丹早期史”几个字上。我忽然明白，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，不是它梳理了多少“契丹事件”，而是它教会了我们一种“看本质”的思维方式——契丹早期史不是“游牧民族的起源史”，而是“文明互动的成长史”；历史的“进步”，不是“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”，而是“不同文明在碰撞中彼此成就”；而我们每个人的“文化认同”，本质是“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平衡”。这些看似“过时”的契丹洞见，其实藏着“不变的真理”：任何文明的“强大”，都始于“对他者的包容”；任何“文化传承”的“鲜活”，都离不开“对当下的回应”。

这本书对我的意义，远不止“学术学习”。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曾经对“少数民族历史”的偏见（以为“游牧=落后”）；也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对“文明互动”的认知边界。正如李艳在书末写的：“研究契丹早期史，不是为了‘评判对错’，而是为了‘理解共生’——当我们看到今天的‘国潮’设计、‘非遗传承’，就能明白：一千年前契丹工匠的‘红地白花’陶罐，早已在用它的方式，书写着‘人类如何在差异中寻找共识’的永恒课题。”

或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：它不会告诉我们“该怎么做”，但会让我们在面对选择时，多一分清醒，多一分共情。而对我而言，读完这本书的最大收获，是终于懂得：真正的历史，从来不是“过去的故事”，而是“现在的注脚”——就像21世纪的李艳，用考古的严谨与叙事的热情，始终没有忘记：她笔下的每一件铜牌、每一座墓葬、每一个工匠，都是某个人的“生存印记”；每一段早期契丹史，都是某段“人类文明共生”的见证。

​​最后分享一句让我反复回味的话：“契丹的早期历史，不是‘野蛮的部落史’，而是一部‘在冲突与融合中成长的文明史’——他们在与中原的互动中吸收了文字、制度，在部落联盟中孕育了国家意识，最终为辽朝的辉煌奠定了基础。”​​或许，这就是李艳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：理解历史，就是理解共生；而读懂共生，才能真正读懂“人”的未来。